蔡继明表示，农村建设性用地的流转，实际上受到了严格的限制，我们只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存量的建设用地入市，但是这块地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。整个农村建设用地大概有19万平方公里，70%、80%是宅基地，但是不允许流转。宅基地只在农村集体中流转，可以想像其财产功能是根本发挥不出来的。

另一方面是承包地。承包地目前流转也只有大概三分之一的规模，能够达到100亩规模经济的也不过是350万农户。100亩最低的规模经营都达不到的情况下，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是很难实现的。

刘世锦认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的土地同价同权，但是到目前还没有实现，宅基地本来我们想要创造条件，但是现在还只是在一个村民组进行流转。“到底谁需要这些土地？城里人可能去农村，但是你想买这个地可以买吗？如果说供地的比例能够达到40%以上，如果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能够进入市场，如果经过某种政策处理以后，该交的税交了，我们的房价能有这么高吗。实际上，供给侧是制度问题。我觉得解决问题仅仅在需求侧采取措施是不够的，解决不了长期的问题，根本问题还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供给侧。”

姚泽谈到，农村空心村非常多。老房子就扔在那里，没有人开发。如果这些宅基地能够入市，让农村和城市一起合作开发，那我们的土地资源就可以用起来。中国未来必定面临一些村庄重组的问题，肯定有一些村庄会消失掉。在消失的过程中，怎么把宅基地流转起来。如果能把这个问题解决，那也是一个很大进步。现在“三权分置”在推动，希望宅基地入市这方面能出台很好的政策。

温铁军认为，土地管理法是偏向城市利益的法。我们在土地管理法出台十多年之后，才有了保护农村承包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。至少说农民做土地承包经营权，作为谈判对象力量是非常弱的。长期以来我们要求的就是，农村中的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，应该相等于城市的政府土地所有权和房地产公司的土地使用权。因此，早在土地管理法提出之后，我们当时作为农村的研究人员，提出的观点就是同权同利。